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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起跑线曾志创作的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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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乐歌 汪毓和先生称:“学堂乐歌的旋律大多数采自欧美的、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④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
一、乐歌
汪毓和先生称:“学堂乐歌的旋律大多数采自欧美的、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④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25页。;继而又说,学堂乐歌“绝大多数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由编写者自作曲调的歌曲极少”⑤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年,第34页。,“此”比前“说”来得更直接、肯定;香港的刘靖之先生则公然宣称: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抄袭欧洲旋律”⑥刘靖之:《抄袭、模仿、移植:中国新音乐发展的三个阶段》,第8页。,而其指认的所谓“早期抄袭”例证为曾志忞的《海战》(1903)及沈心工的《黄河》(1905)。此言差矣!这两首作品均新创曲调。而真正符合其指证的实例及其操作规则,刘先生并未捕捉到,现以曾志忞六首乐歌创作为例,深入对此解读如下。
《新》,1903年10月20日发表于日本东京,属曾志忞写作的最早一批乐歌之一,虽仅单乐段,但其新意颇多,故与歌名“新”名实相符;从曲调论,明显从《马赛曲》(下称《马》)截取六音re、sol、la,后衍展出曾氏曲调,此乃曾氏典型创作套路而绝非“抄袭”;此后,曾志忞开启了取用《马》旋律的“时代”:两年后,权国垣以《马》的旋律风格,改编了一首歌曲《春游》(1905),头句歌词“看,平原一片线漫漫”①转引自张静蔚《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一年后,李叔同在日本创刊的《音乐小杂志》彩色封面,手绘《马》旋律片段②详见李叔同《音乐小杂志·封面》,1月25日—2月22日(丙午年正月)编,三光堂印刷所,上海公益社出版,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06年。;又过十年,《方园进行曲》“大家开步向前进”及《短舰竞走》“于今事事无把握”两歌曲中头句歌词,均被以《马》旋律;最完整《马》的引用,是同年《法兰西马赛革命歌》,其起始歌词“咄咄起翳吾国青年”③张秀山:《最新中学音乐教科书》,转引自张静蔚《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第352页。;而最富创意的例证,为赵元任1915年引用《马》开头九个音发展、变化、衍展出的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见例1)
例1 《和平进行曲》(赵元任曲)
此前所未有新说的“依据”:方框中14个音,9个与《马》相关,仅在首个完整小节第三、四拍缺a1,但并非没此音,它延迟出现在第2小节的第四拍;从第3小节的第二至第四小节头拍,则包含了si、sol、#fa、do2、la、#fa、sol各音,凑足了《马》主题的全部“音素”,但迅即衍展出赵氏的独特声音——祈求世界和平的中国钢琴音响。
曾志忞“首引”《马》时,更为巧妙、简省(见例2)并具独创性,特别曾氏美其名曰“新”之“歌名”及多次在“歌词”中的重复,必然以“出新”为第一要务。
第一新:结构。
图1
如以c、d、e排序,以d音为轴,向上、下各扩展大二度小三度,商音中央轴心位置更加明显、稳固④杜亚雄:《商核、商调式、商代音乐》,《中国音乐》2007年第3期,第19页。:
(小三度)羽←(大二度)宫←→角(大二度)→徵(小三度)
由此显示出有中心、对称、平和、稳定的结构力。这亦是对国之局势稳定的“呼唤”,对正处“庚子‘国难’”动荡期的大清帝国有特殊意义。
第二新:曲调。
上列商中心的左右两端小三度间“缺环”——变宫、清角,后者在《新》第15小节瞬间出现,真正派上了“色彩音”(偏音)的用场,令人过目难忘。正是商居中、结构平稳,此歌才显得平和、稳重。其sol、do、re、sol2对称音列,与sol-do、re-sol2等同构音程所引带出的全曲唯一“清角”,且节奏加密形态下的最新奇乐句fa-mi-re-mi-lasol-do(第15—16小节)是该曲令人瞩目的“神来之笔”。虽《马》原曲调(引用了re-sol-la-re2-si-sol两遍,见第1、2、3、7、9小节,及第11、13、14、16小节划圈音符)与曾氏新创曲调若即若离,但已然完美“镶嵌”在曾氏曲调之中,浑然一体,这才是名实相符的国人跨过起跑线创作。(见例2)。
例2 《新》(曾志忞词曲)
第三新:歌词。
在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于庚子年攻克京城,皇帝、太后仓皇出逃,其时虽国无主,但债却有头,其在高声疾呼“新、新、新”时,充斥着的内在激情,必然指向“抵御外侮”,故“保我种、复我仇、杀尽豺狼方罢休”之疾声厉喝,夺口而出。而其底气,来自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1990年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上谕”:“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清]《清政府对外宣战“上谕”》“1900年6月21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页。其后,虽有令人大跌眼镜的“懿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紧要电谕恭录》“1901年2月23日”,《申报》第号。传出,但曾志忞抗击入侵强敌的决心,依然不改。故才有“愿我四万万国民,日日如临阵”——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愿我四万万方里,变成黄金地”之美好“期许”“愿景”。这表面,仿佛将其托付于“新党”——“革党”,而曾志忞不是革命派(如兴中会、同盟会之类),从他希翼“家家高悬黄龙旗”看,还是寄望于康梁为首的保皇党所鼓吹的“光绪归政”。历史的实情是,恰两宫还在“西狩”途中——驻跸西安之初(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即1901年1月29日),已宣布“新政”——教育改革,在回銮前一月(辛丑年七月十六日,即1901年8月29日),又宣布废八股、停武科,并强调招纳“博通中外”之士“储为有用之才”③《己卯谕内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秋七月”(1901年8月29日),《清实录》卷485,第22页。,这对海外学子,无疑是好消息;而此时的曾志忞,还有更为宏大的想望,并鼓励国人“知识要长进”“富国,练兵”,才能“五洲万国做主人”——世界强国梦。这一远大理想,却被曾志忞表达得如此直白、平易、由衷。缘此,曾志忞真正实现了自己对诗人的忠告:“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壮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①曾志忞:《告诗人》,转引自梁启超《文苑·饮冰室诗话》合本,《新民丛报》第46—48号,1904年2月14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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