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观嬗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兼论阳明学的经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济特征

1、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范围狭窄

中国早在明朝中后期（即16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和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相比，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却异常艰难，速度缓慢，范围狭窄。中国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后，却仍在封建道路上徘徊。而西欧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率先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随后在法国南部、莱茵河畔等地的城市出现并迅速发展，仅仅用了短短的三个世纪就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方国家相比，表现出自己不同的特点，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程度不同。中国只是出现在江南个别地区和个别手工业部门，而欧洲产生途径更广泛，既有城市手工作坊转化为手工工场，也有商业资本的直接作用，还有农村资本主义农场的出现；其次，社会环境不同，中国封建制度顽固，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封建政府压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欧洲封建制度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容易突破封建主义束缚发展兴起；最后，结局和影响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形成强大的历史潮流，推动欧洲各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从而使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冲击着东方落后制度，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受到封建主义扼杀，止步不前，拉大了与欧洲的差距，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

2、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

16世纪的中国与西欧都经历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大增长，这已为史学界公认,甚至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研究表明，在1600年明朝就达到了人口的高峰。人口增减与盛衰互为因果，说明此时社会的繁荣程度并不比西欧差。从明清经济的发展情况看，我国直到20世纪前期都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封建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其根源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

3、白银的大量流入并没有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初严厉的推行钞法，多次禁用金银交易，甚至禁止使用铜钱(1394年)，而宝钞到永乐初就已贬值90%。在这种情况下，宣德年间进行了一场货币改革，银两成为计价标准。而此时的世界白银也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根据对各不同渠道流入中国白银数量的各种估计，整个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6亿两。[1]如此庞大的白银数量，应该会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但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大规模投资并不盛行。同样，在16世纪下半叶，米价也有半个世纪的下降期。政治腐败与地区性战乱都不应该造成米价的长期下降，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量的不足。说明了明朝长期的物价下降、大量白银流入并没有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相反，而是经济社会的普遍缺银。

二、阳明学道德内涵的嬗变

（一）背景

阳明学的产生可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第一次嬗变，而其后期的发展则是其道德观内涵的第二次嬗变，对应着这两次道德观嬗变的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缓慢发展。

15世纪后期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大、中城市不断发展，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期。在腐败的封建政府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中国程朱理学的种种烦琐僵死的教条也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当时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宦官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这一时期也恰好是阳明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

（二）阳明学、新教的道德内涵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比较

虽然中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很大的差异，但在16世纪，中西方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西方的宗教伦理与东方的阳明学的道德内涵也在嬗变过程中达到了诸多的一致。事实上，阳明学蕴含着与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新的道德取向,这种新的价值观促使了明实学家道德观念的转变，并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而新教改革则通过一系列教义的改变，通过宗教的方式极大的改变了西欧的社会道德观，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1、自律与自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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