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文化上

美国的政治文化(上)[俄]卡缅斯卡娅(F．KaMeHCK&,q)董进泉译德新校政治文化理论是自由派社会政治思想在其把握20世纪欧洲民主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创立的。百年来的悲惨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近代欧洲文明的基本观点t人是在经济和政治中追求最大利益这一目标的理性的生物。美国在30一40年代显然已开始放弃社会科学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唯理论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t“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教会我们；感情和激情在政治中起着独立的作用，人们能够为了思想而使世界陷入混乱状态，而这些思想在其他人看来是何等疯狂，何等非理性I世代相传的仇恨……在社会上能够拥有先辈们称为魔鬼的权力刀。古典唯理论的危机使民主理论失去了世界观基础，暴露了关于民主这种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原则的牢固性、关于永恒不变的人性的看法是乌托邦主义。各国宗教、政治一法律传统和历史经验的那些特点(想来它们能够成为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因素)，越来越引起研究者韵注意。许多原殖民地按西方民主型式建立的政．治制度很快暴露出了不稳定性——60年代的事件为跨国跨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另外的推动力，这种研究动摇了西方政治理论界对自由民主模式万能的信念。因此，政治文化理论是民主的自我反射的一种表现，是其认识自身精神一历史起源的一种手段。英美式政治文化优越的思想在新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已占上风。美国政治学家G·奥尔蒙德，S·维尔巴认为，尽管世界政治变化的方向目前还不够明确，但已经可以看到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开始占优势的新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参与政治文化。人们把美国政治文化和带有某些保留的英国政治文化看作最接近“公民文化"的作者提出的典范。后来这个主题退居次要地位，虽然尚未完全克服。放下某种类型政治文化优越性的论点不谈，不能不指出，美国史为政治学家提供了就某一点上说是唯一有可能彻底研究社会的政治生活的这一尺度在短暂的历史时规内形成发展的一切阶段，这一尺度在政治形式和确立自由主义一新教思想一价值传统的领域中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和反映。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并扼要地追溯其主要来源。美国人在主要政治制度活动规范和政治参与规则方面的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最初几代移民从欧洲大陆带来的传统所决定。殖民地居民的民族成份长期以来始终相对单一：1790年该国82％白人居民为英国人。当时英国是具有悠久的几百年形成的议会制度的国家。代议制治理，法律至上、个人和财产不可侵犯的思想，公民自由和地方自治传统在政治生潘中根深蒂固，并同英国的其他风俗习惯一起传播到了新大陆。在詹姆斯顿，即英国殖民者1607年在现代美国领土上建立的第一个永久居民区，选进弗吉尼亚立法议会的代表在1619年8月9日首次召集了会议。在这一事件以前，殖民地新总督于同年4月抵达弗吉尼亚，他向移民宣布，英国国王陛下婚臣民服从的那些法律从今以后将在这里生效。根据在伦敦得到的指示，总督建议在殖民地建立立法机构，并从每个居民点选出2名代表。殖民地的权力长期以来实际上在公司委任的理事会手中，1624年公司取消后则在国王手中。总督也由伦敦任命，未经能够影响立法议法选举进程和结果的最富裕和最有势力的弗吉尼亚人参加的理事会同意，不得采取行动。但对不久前建立的殖民地的政治文化来说，对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意识来说，重要的是选举代议制机关这一事实《现代外雷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期一25—本身，总督和理事会在决定税收标准和新法律生效时需经这一机关同意。并且在立法会议存在的最初几十年，所有自由的公民都有选举权——这是当时宗主国前所未有的实践。但1670年和1684年法令后，只对土地所有者保留了投票权，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不仅授予大土地所有者，而且授予占殖民地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小农场主、即比当时英国多得多的一批人以投票权。以后，立法机关在北美所有新建的英国殖民地建立了起来。宗主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巩固了代表会议在殖民地的影响。随后的英国君主制和国内和平的恢复不仅重新巩固了殖民地总督业已动摇的地位，而且立法当局也获得了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立法会议、特别是主要代表大量中小所有者利益的下层议会一般在居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它们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合法性在殖民者眼申不低于国王委任的总督的权力的合法性。独立战争时期，立法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这巩固了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的继承性，巩固了大多数居民对能够借助于合法的政治机制达到自身目的的信心。在掌握英国国会的传统后，殖民者把同宗主国的斗争看作恢复正义、保卫自身被英国蹂躏的权利和自由的方法，首先是恢复他们认为无可争议的那种权利——如只交纳得到公民选举的立法会议同意实行的那些赋税——的方法。英国传统成了美国政治文化据以形成的基础之一。业已诞生的美国民主制度向英国借用了人民代表制度和守法意识的传统，而激励美国民主制度的道德一宗教价值观则起源于新教。1629—1639年，即宗教迫害最盛行的时期，有不少于2万名清教徒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到独立战争时，至少四分之三殖民地居民出生于信仰这种或那种清教变种的家庭。在剩下的四分之一居民中一半以上是从欧洲迁入的喀尔文教徒以及新教信仰者的后代。殖民地时期未期，天主教徒人数不超过全国人口的1％(约3．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签署独立宣言的代表中，只有一名天主教徒。自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新教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中的作用已为社会科学所公认。远在韦伯以前，A·托一26一克维尔就注意到了新教及其最激进的派别同美国政治制度和传统的密切联系。用他的话说，第一批殖民者“把除了称之为民主的、共和制的宗教，我不能更好地说明的新教带到了新大陆。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公共事务中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形成。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彼此一致，并且这种一致自此从来停止过”。在殖民地建立选举的自治机关的清教徒不仅是古代英格兰传统自由和公社精神的继承者，而且首先自以为是真正的教会的成员，他们证明了自己高超的卓越能力，在世俗事务中有平等的投票权。建立在英国国会传统上的人民主权思想从清教徒的观点中找到了可靠的支持，这些观点发展了契约是人们同上帝的关系和人们相互关系的普遍原则的思想，发展了契约不仅是个别人、而且是公民社团都服从的法律的思想。来自清教和新教的关于罪恶的、不完善的、无可救药地受原罪之累的人性的观点，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影响了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L·1布赖斯说开国元勋们——美国宪法的作者是信仰原罪的人，因而也是希望保护所建立的国家机器不受尽可能预见到的所有滥用权力侵犯的人。美国国家奠基人(其中有不少哲学家，但没有一个内阁思想家)的社会经验，在法律范围、殖民地立法会议工作时期取得的实践家的经验，也促进他们向这一方向发展。三权分立、制衡、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等等思想也吸取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扎下了根，并反映在诸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这些文献(美国国家体制的象征)中。独立战争开始时，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已经奠定。革命年代的事件使国内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具有新的性质，导致居民政治自我意识的迅速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统一的独立国家是革命的极其重要的结果。保证新国家在其公民(其中许多是移民或其最早两代后代)眼中的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他们把民主的支柱理解成美国的救世主。T·佩因在其使舆论的情绪转而有利于同宗主国彻底决裂的著名抨击文章中写道：“看一看旧大陆，要知道那里没有人民不受奴隶制或压迫《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l期之苦的地方!请接受逃亡者，给他们避难昕：与此同时您将为多灾多难的全人类准备好避难所I”政治学家们还注意到，赢得了独立的共和国通过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而合法化。还在争取独立斗争的时期就成为民族英雄的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对新国家体制的政治传统和制度形成的决策性的初期起着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利普塞特指出的，华盛顿能够保证所有居民阶层支持自己，并在同宗主国斗争问题退居次要地位、各政治派别的竞争在国内发展起来的时刻在美国人眼中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是年轻的共和国的国家机关体系在他领导下据以建立起来的立宪原则的始终不渝的信徒。在他当政时期，在各个竞争着的派别基础上，形成了成为美国民主的政治机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党。最后，在放弃当第三任总统职务候选人后，华盛顿创造了通过民主途径移交权力的先例，并且该国的所有总统后来都遵守了这一先例。由于并非最次要的，这一点，白宫首脑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成了民族的象征，民族共同利益的表达者。而迅速顺利的经济发展，在公民中根深蒂固的民主和他们福利的提高、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制度保障的自由企业活动的联系牢不可破的观念，是新的政治结构巩固和年轻的共和国合法化的决定性条件。开国元勋们本身并不相信，共和国制度在一个拥有辽阔领土、众多人口、政治和社会冲突尖锐的国家内已经牢固确立了起来。B·富兰克林在回答费城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时说道：“我们创立了共和国，但只有你们才能维护她”。独立战争年代推出的第一代攻治活动家的代表人物，认为社会的政治分裂是美国共和制度的最大危险，这表现在竞争着的政党的产生上。R·霍夫施塔特指出，18世纪无论英国还是美国的政治争论表明了大多数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政党思想本身的否定态度。华盛顿在离开国家首脑职位时，告别辞的大部分专门用于警告自己的继任者和同胞要防止在社会上确立政党斗争精神的破坏性后果。J‘亚当斯也认为，必须禁忌共和国划分为政党这一一极大的政治灾难。在开国元勋中，只有J．麦边逊是认为必然存在政党并寻找把政党竞争引上文明政治轨道的可能性的少数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一。多党性是民主制度必须的条件这一思想的确立，是独立战争结束后开始的美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第一个以进行竞选斗争为方向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由杰弗逊建立。多党性在以经济条件、政治和宗教观点多样性为特点的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形成得最为迅速。这一过程在新英格兰和南方比较困难。但只有在认为政党斗争是自然的政治活动方式的新的政治活动家代替开国元勋一代后，多党性才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共同准则。在杰弗逊、麦迪逊、门罗任总统时期，政治制度进一步合法化和民主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继续进行。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特别突出了所谓“边界因素"的影响。象内战和取消奴隶制这种在人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影响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影响了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当请求列举3名美国伟人的名字时，57％被询问者首先列举了林肯的名字，46％列举了华盛顿。而在回答他们认为谁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这一问题时，42％询问参加者把林肯放在首位，并把美国自由一民主传统的发展同他的名字联系了起来，22％偏向华盛顿，28％美国人则发表意见说，他们两人对美国历史作出了同洋的贡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民主运动、“大萧条”、和罗斯福的“新政”也影响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从30年代起，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受到重新认识，出现了国家制度活动的新参数。最近数十年，政治文化的发展主要由下列因素决定，如认识到了传统的个人主义不适合改变了的社会生活条件，公有制主义的意义的提高。国家的责任的思想，国家不仅必须在保证一定水准的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方面，而且在帮助最弱小最不受保护的居民阶层，以及维持生态标准和包括在生活质量概念内的一切方面同社会合作的思想，得到了可靠的承认。但对美国政治文化以及创造“民主神话”的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的、最坚定的评价，仍保持着自身的意义；一(禾完待续)(摘自俄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1993年第4期)《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期一27—东欧和原苏联的洗钱活动。(美]李“(R．W．Lee)苏联帝国的崩溃、中央计划经济的废除以及向西方开放边界为东欧和原苏联有组织犯罪的明显增长创造了条件。前共产主义世界中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范围如今包括诸如贩毒、敲诈、伪造、银行诈骗、贩运军火、走私等活动。单在俄罗斯，现在就有大约2500至3000个独立的犯罪组织在活动，其中大约300个是大型罪犯辛迪加，其成员都在100名以上，并与官僚制度和政治体系保持广泛联系。国际犯罪组织正在利用原共产主义国家较为混乱的形势。例如，土耳其、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的毒品贩子正越来越多地将其可卡因或海洛英通过东北欧甚至俄罗斯运往西欧(尤其是德国)市场。俄罗斯犯罪组织、意大利犯罪辛迪加、哥伦比亚犯罪卡特尔以及波兰走私集团之间新的合作形式正在发展，其结果是西方被盗汽车、艺术品、计算机及其部件流向东方，用以换取原苏联的武器、毒品、圣像、战略金属、放射性材料以及其他违禁品。有组织犯罪在前东方集团国家的大量涌现产生了巨额剩余的犯罪所得现金。同时，这些国家内部的解除经济控制——放松金融控制以及从国家所有制转向私有化——为犯罪世界“清洗”脏钱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发觉在东欧和前苏联较易隐匿非法所得，并最终使之合。本文为1993年6月召开的上海国际经济犯罪研讨会的论文。”作者系美国全球咨询机构主席。一28一法化。本文将探讨前共产主义国家内洗钱的条件：和过程，并将探讨洗钱与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改革前景的关系。虽然经济自由化过程最终会给东欧和原苏联人民展现更美好的经济前景，但这个过程伴随某些混乱。一个重要的有关方面就是滥用当地金融．制度掩盖毒品利润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资金。当然，不安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严格的兑换控制、高通货膨胀率以及缺乏富有经验的金融机构，降低了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作为洗钱场所的吸引力。然而，前共产主义国家放宽银行和货币法律以及西方强化金融控制体系，使脏款流向东方在90年代有了明显增长。再者，可能吓退西方犯罪金钱经营者的形势，不一定能阻止东方的罪犯利用银行系统掩盖面额为当地货币的资金。在东欧，只有3个国家——波兰、匈牙利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具有改进得足以吸引外国非法资本的金融制度和银行服务。波兰提供了环境适于洗钱活动的极端例子。在波兰，兹罗提现在是完全可兑换的，也就是说，在一些西欧城市，美元，马克和其他硬通货可自由兑换成兹罗提。波兰对外汇进口没有量的限制，此外，虽然外国人带出波兰的外币在理论上不能超过其带入波兰的数量，但实际上这种限制常常被违反。外国人和波兰人都能以任何货币在银行开户，虽然匿名户头是不允许的，但银行不必报告存款、取款及转帐情况。此外，根据波兰法律，洗钱不是犯罪行为。因此，波兰银行没有兴趣查明其客户或者调查存款来源。波兰的金融控制少于本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匈牙利或前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有平厶营的非银行部门，但这种部门同银行一样必须遵守同样的兑换限制。捷克斯洛伐克具有银行保密传统，而捷克银行接受用硬通货设立的帐户。然而，由于1992年1月通过的法律和条例，该国成为犯罪赃款避风港的可能性多少有点减弱。这些新法律尤其是为了防止毒品贩子利用捷克银行。金融控制制度现今适时地包括对毒品洗钱判刑以及一笔业务超过10万克朗或大约3600美元必须透露身份，也即银行必须在这些情况下取得客户的身份。在匈牙利，新的银行法使洗钱及其有关活动成为非法。杖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期尽管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新的金融等空制制度，东欧的这个部分可视为掩盖毒品脏款韵新边疆。波兰的金融机构当然是对干非法勾当者开放的，虽然该国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使它成为长期隐匿赃款的风险之地。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大规模掩盖毒品脏款的主要阻力不是法律章程结构，而是映乏货币兑换权。在东欧各地，管理和执法机关都是软弱的：银行管理者以及执法者缺乏金融调查的专门知识，监督工作尚处壬其婴儿期，并部分地依赖西方政府和多边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的意愿。因此，当克朗、福林、兹罗提，列弗以及其他国家货币变得看来可兑换时，东欧国家非法毒品收入的流通就可能极大地增长。理想地说，犯罪脏款经营者希望把非法现金利润隐匿在经济稳定、很少金融控制、具有银行保密的坚定传统、货币可自由兑换、银行服务发展健全的国家。没有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符合所有这些条件(虽然波兰似乎是最接近这些条件钧)’因此，必须仔细权衡机会和风险。此外，东方的一些银行系统为国内罪犯提供极好的洗钱。机会，但对外国人来说却是有风险的赌博。仍J如，拥有大约1500家银行的俄罗斯。没有～条法律是反对洗钱的。调查非法所得资金的公共机构也很少。就此而言，i俄罗斯或许是洗外币的糟糕地方；虽然允许开设硬通货账户，但卢布的可兑换性在近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银行手续，包括银行之间的转账和电汇资金出国，是极其笨拙的。俄罗斯长期的财政不稳定意味着政府可能在任何对侯冻结硬通货账户，使硬通货只能兑换成卢布。另一方面，洗卢布的脏款却十分猖獗：原始的管理结构使俄国罪犯能自由地将现金存入银行系统。犯罪集团建立完全合法的“门面’’企业来开设账户，甚至建立其自己的银行(根据俄罗斯法律手续简单得可笑)以便于洗钱。当然，犯罪分子不仅仅把其非法所得存入银行。他们还将钱重新投资于犯罪事业。他们购买奢侈品，如豪华住宅，游艇、金链等等。此外，他们还通过合法的经济活动洗钱，购买房地产、企业或可出售的资产。在东欧和前苏联，经济非共有化为犯罪分子的黑钱合法化开辟了许多新渠道，事实上，由于掌握积聚的巨额现金，罪犯在建立新企业和收购原国有资产时处于比大多数守法公民更有利的地位。在东欧和前苏联，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脏款都流入了合法企业。例如，某意大幂岘罪辛迪加和饿罗斯的车臣黑手党据说是莫斯科国际旅行社一家主要饭店的合伙者。布拉格的一家农业进出口公司是前捷克情报官员和哥伦比亚卡利犯罪卡特尔的代表联营的企业，它组织将可卡因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运达荷兰。据说，哥伦比亚毒贩通过购买诸如黄金、钻石、战略金属等俄国商品并在西方转手出售换取硬通货掩盖毒品利润。波兰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投资于波兰的住房工程、蔬菜罐头和鱼品加工企业以及照相影印业。在俄罗斯主要城市，当地黑手党团伙现已控制许多商业零售部门，包括旅馆、餐厅、卡西诺赌场，酒席承办企业和货车运输企业。黑手党的活动领域还扩展到了商品不动产、港口设施、建筑业和银行。上述东欧和前苏联的洗钱模式具有若干令人不安的含意：首先，这些做法玷污和有辱国际金融系统。脏款经东欧银行洗钱后又作为表面上正当的资金返回西方银行。通过这种途径流入西方银行的犯罪脏款越多，这些银行的正直就越是受到损害。其次，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洗钱机会增强了跨国犯罪组织的财富、势力和行动自由。这种犯罪组织通过把钱转移至东方，就能逃脱西方金融当局的日益严格的监督。他们可以为剩余资金找到新的投资出路。他们可以在当地犯罪分子中找到新的盟友和合作者。最后，他们还可以渗透和腐蚀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机构。第三，犯罪分子对合法经济的渗透是对东方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种威胁。在俄罗斯，私有经济的犯罪化实际上剥夺了普通守法公民分享改革利益的权利。此外，犯罪分子通过收买或建立台法企业，正在建立公开政治活动的基础，诸如拉选票，在国家立法机关游说，甚至操纵政治职位候选人的提名。犯罪化在俄罗斯已成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全国性政治辩论的焦点。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即在公众的心目中，私有化和民主化可能变成等同于罪犯治理。如果这样，改革的敌人就能赢得政治优势：如果可能出现一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M1期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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