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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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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栏目的三篇文章是2017年11月17日在日本东京明治学院大学举办的“东亚的近现代史与基督教”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这次会议是由位于东京的明治学院大学基督教研究所主办的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是2017年11月17日在日本东京明治学院大学举办的“东亚的近现代史与基督教”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这次会议是由位于东京的明治学院大学基督教研究所主办的,所长徐政敏教授说明召开这个会议的初衷时,强调东亚三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许多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基督教在近代向东亚三国的传播几乎是同步开展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教议程中也是把三个国家放在一起考量的。因此,尽管基督教在三个东亚国家的传播和发展各有自身的特点,但毕竟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一直以来,东亚三国学者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却基本上忽视了这个区域的某种共同点,都是在各自孤立的状态下进行探索。三个国家的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互动,远赶不上彼此与西方学者的互动。明治学院大学基督教研究所发起组织这个会议,就是希望推动这方面的互动与研究。
本栏目所选三篇论文都是围绕认识东亚各国近现代史与基督教展开的。徐政敏教授的文章是从宏观和理论角度论述近现代东亚三国历史中,基督教的传播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并展望了“亚洲神学”的愿景。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和东京基督教大学山口阳一教授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历史的脉络中总结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与基督教的关系,并分析了两国政教关系与基督教在政治、社会变迁中的坚持与适应的问题。三篇文章都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看法,并且都涉及到东亚三国基督教史的比较问题,这在以往这个领域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
这个会议是非常具有东亚特色的。本次会议有西方学者参与,但没有西方学者被邀发表论文,只有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学者宣读论文。会议也不使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而是每位学者用自己母语发言,有专人把发言翻译成为另外两种语言。讨论也是如此,所以会上只有东亚语言的发言。另外,除了宣读的论文,每位评论人的发言也都以三种语言事先印成文字以便参考。这或许就是主办方希望加强与各国与会者增强对“亚洲的自我认同感”的一种措施、一种努力吧。
值得一提的是论文评论人均是研究中日韩基督教史很有声望的学者,他(她)们的看法发人深思。如明治学院大学渡边祐子评论陶飞亚论文,她认为文中提到中国信徒在晚清立宪中提出 “宗教自由”的要求,并在孙中山的“临时约法”中得到体现的论述,是值得和日本实际情况进一步比较的。同时陶文中提到的“基督教中国化”也可以与“基督教的日本化”对照的。日本惠泉女子学园大学李省展评论山口阳一的报告,认为该文以日本的基督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立足于近现代日本基督教的多种多样的发展历程,弄清楚了日本基督教所走过来的道路和它的问题点。李还认为山口提出“东北亚的汉字儒教文化圈”中,早期接受新教者主要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看法,提醒研究者要注意:东亚的共通因素即儒教文化,东亚各国接受基督教的历史,从比较宗教史的角度看将会提供非常丰富的主题。
总之,这次会议由东亚三国学者讨论东亚近现代史与基督教问题,不仅在形式上别开生面,在实践上也许可以看成是东亚三国学者避免在基督教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一次尝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基督教的各学科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确实缺少对同属东亚文化区域中之中日韩三国基督教历史的比较研究。其实,在基督教与中日韩三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围绕基督教的政教关系和基督教治理以及基督教自身的组织和本土神学建设方面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这种比较研究对于认识基督教与各国本土文化及政治制度的张力与适应有重要的价值,也能从历史经验中探索基督教在东亚各国未来的存续和前行的路径。
引言
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基督教与中国的相遇算得上源远流长。第一次是景教在唐贞观九年(635),波斯人阿罗本(Alopen)沿着丝绸之路跋涉5000多千米到达长安传教,一度得到唐代皇帝的支持,曾经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但在唐会昌五年(845),因唐武宗下令查禁佛教及其他宗教,景教跟着销声匿迹。第二次是在元代,马可·波罗1275年来中国以后曾发现一些蒙古部族有景教团体存在。1289年罗马教廷派遣的方济各会神父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来中国,1294年到达北京,逐渐建立起3万多人的天主教教团。1368年明朝建立,天主教随蒙古人退出明帝国。到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第三次来华时,已经是借着大航海时代的技术从海路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到广东,1599年进入北京,获得朝廷永驻北京传教的许可。在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时,中国大约有2500名天主教徒。1644年清廷进入北京取代明朝之际,全国天主教徒大约有10万人。这一次天主教并没有随着明朝一起灭亡。聪明的耶稣会士因为历法、医学、火炮和其他科学知识获得清朝皇帝的欣赏,使得天主教继续发展。但最终因“礼仪之争”(17—18世纪),导致从康熙帝晚年起长达100多年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次中断。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向远东殖民扩张的时代,在宗教运动与基督教背景和非基督教背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交织和断裂中,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以与日本、韩国不同的道路逐渐生长起来。
文章来源:《新课程研究》 网址: http://www.xkcyjzzs.cn/qikandaodu/2021/0120/7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