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编

1962年，肯尼迪总统成立了军控与裁军机构(ACDA)。1999年，这一机构的撤消是否标志着军控在美国的死亡?在《华盛顿季刊》2000年春季号上，哈罗德·布朗(曾于1977一1981年担任总统国防助理)撰文指出，无论ACDA是否继续存在，军控作为加强国防安全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有重要价值的工具，将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一部分。布朗指出，军控的确非常脆弱。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俄罗斯杜马未能有效实施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克林顿政府试图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应付来自“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和导弹，他们并不遵守任何条约和协议，美国的盟国在导弹技术控制领域内的努力值得怀疑。布朗还指出，中国作为正在兴起的军事强国，也只是少数军控协议的参加国。虽然如此，俄罗斯和美国继续沿着《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逐步解除核输送系统，化学与生物武器协议也限制r战争威胁。冷战的结束，正激励着美国的政68治领导者、分析家、军事战略人员和权威评论家作出结论：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获胜。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要继续同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复活的大俄罗斯及一些“无赖国家”进行军备竞赛。布朗认为，这种观点与相信军控已过时的观点一样，是危险的。虽然美国遭受大规模热核攻击的威胁已不存在，但恐怖主义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扩散却是真实存在的。放弃军控协议，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付这些威胁的一项有价值的工具。通过联盟合作限制技术转让，以禁止军备扩散主要依赖于军控制度。缺乏美国的军控政策和相应举措，其他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压力必然增大。虽然许多提议者认为军控的进程本身就是一种终结，并在自我加强中引起政治冲突。布朗认为，这从某个单纯的例子中看可能是对的，但是冲突的政治目标和战略推动了军备竞赛，而不是棚反。军控是管理这些冲突的有效工具。美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单纯参与或避开军控协议，而是提高自己的安全度。军控只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章最后指出，美国应进一步谈判以减少战略输送系统和大幅度削减战略核弹头。在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同时也同俄罗斯合作．以修改和解释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布朗认为，国防部在军控中至关重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白宫，两者应互相联络。美国政府自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就萌发了军控的思想，美国未来的总统更应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何乃刚)面对军控这一敏感性话题。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Schlesinger)也在《华盛顿季刊》2000年春季号上撰文《军控的终结?》，发表了自己对军控未来命运的看法。他指出，只要那些坚持军控走向死亡的人能够认识和接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变化的世界，就不会认为军控在走向终结。军控的真正目的在于增强全球的稳定与安全，而不仅仅在于削减武器装备。典型的军控协议的主要特点是，美苏之间通过达成限制某类武器的协议以提高相互的稳定感与安全感。在冷战期间，两极格局显得既单调又复杂，大部分的军控事件处于两家垄断的地位，需要第三者的介入。冷战已经结束，苏联早已解体。新式武器的能力却在不断向外扩展。新时期军控与以往相比，其相似之处在于：现在是从两极垄断转向了卡特尔——其中越来越多的其他各方的行为必须受到监控，这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历史告诉我们，参与到这个“卡特尔协议”中来的各方越少，往往使得这个协议不可维持长久的效力。他们参加卡特尔协议的目的更在于限制别方，而使自己取得优势。在过去50年里，扩散并未被阻止，但却被成功地延缓了。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恐惧相比。核扩散明显放慢了。军控的必然目标是限制各方对核武器的需求欲望。一般的协议对伊朗这样的国家是无效的，直接的压力和行动对他们来说也许更有效。但是，强制执行必须解决困难的权衡问题。在生物武器公约中，明显缺乏一套执行机制。结果证明：如果我们相信一般的协议能够对获取新的武器能力设置实质性障碍，那是愚蠢的。有时，直接行动更为有效，但在这个主权平等的世界里。如果我们接受了以人权为名义而践踏主权的权利，我们必须考虑在阻止“无赖国家”获取核能力中采取类似行动。主权问题已成为普救论在形成军控协议的基础中假设的核心。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却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成了自相矛盾的事物。这一制度对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样禁止核试验，也许那些最近正处于扩散阶段的国家可以接受于一时，却不能接受永久的禁止。作者最后指出，如果美国是一个普通国家。禁止核试验的制度早已被接受。但美国已扮演了国际行政司法长官和裁决人的角色，忽视了对危险核武器国家的长期的必要的监视和美国在世界上的鲜明角色，而对广泛性的堂吉诃德式的追求只能意味着丧失机会。结论非常简单，一般的军控协议，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包括对不同角色和对不同国家的要求，才会有成功，否则这些协议只能躺在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军控的未来将依赖于我们的谈判者是否愿意抛弃即将过时的观念，并发现更有想象力的途径，以限止武器在急骤变化环境中的扩散。(何乃刚)美国参议院最终未能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事件对美国未来的军控实践和目标有怎样的教训和借鉴呢?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主任史蒂芬·康邦(StephenCa,nbore)在《华盛顿季刊》2000年春季号上撰文指出，这一事件至少提供了3方面的重要教训。首先，是在白宫与国会的关系方面；其次，与条约的规定有关，尤其是在对条约的目的与技术特点的调整上；再次，军控与威慑的关系未处理好。每一个方而都为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素材。第一个教训是个“政治”问题，即政治上的不信任。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与国会的关系就很尴尬。克林顿政府在政策举措上的失误，与其未能与国会中的支持者协商及放弃了民主党多年坚持的立场有关。在军控问题上的不信任关系，可以从早期参议院在《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两个条约的批准投票中可见一斑。康邦指出，行政与立法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不可能依赖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得到解决。第二方面的教训是基于为指导冷战时代的军控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基础，已不再适用于不断发展的后冷战时代的战略环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冷战时代的条约。其初衷是通过禁止核试验，来制止核武器在新的国家的扩散。但第一代核武器的发展并不基于核试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许是要在国际格局中确立新的行动标准。第三方面的教训，表现在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就军控与核威慑的关系在观点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并非刚刚出现。反对者从未放弃他们的立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构成威胁。他们对贮存核武器管理员的计划并无信心。康拜在文章中还指出，一项军控条约必须反映出当今安全环境的客观现实，核威慑将继续对军控的目的产生驱动性影响。(何乃刚)军控可能如何推进?军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作用是变得更重要，还是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寻求以军控提高国际的稳定，还是因其不可靠而拒之于千里之外?面对这些长期以来的问题，在世纪之交各国领导人面临大选和更替之际，尤显得有份量。美国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协会研究咨询委员会主席布拉德·罗伯兹(BradRoberts)向我们展示了其观点。后冷战时代．军控以一种大有前途的态势开始。20世纪90年代，美俄两国关系在军控问题的可能性上出现了错误的估计，但冷战的结束在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上达到r新的、几乎是全球性的一致性。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可能已经死亡，但军控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失去作用。可以想见，努力降低核危险、加强全球的生化武器制度、处理好协议实施中的挑战将继续向前发展。罗伯兹指出，现在在战略性武器裁减、非扩散制度和条约的执行上均面临着多重的可能和选择。未来大幅度的武器削减在很大意义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努力。虽然中国在目前的作用尚未全面体现，而且仅拥有少量的战略性武器，但中国也越来越关心其核威慑的可行性，尤其是考虑到西方先进的常规武器及周边国家核问题的出现，更关注于二次打击能力的生存可能。罗伯兹认为，如果说军控在今天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那只能是一种夸张，但其所面临的选择都可能制造一些麻烦。酝酿中的条约制度的实施，也存在相互信任上的危机。在军控进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未来IO年中军控要在国际安全环境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必须注意调整其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也就是说，必须将视军控为善恶的长期争执搁置一旁，根据新的要求，就新方法和新措施的利用进行探讨。(何乃刚)曾于1994～1997年在军控、非扩散和裁军问题上担任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Grabam)大使最近也在《华盛顿季刊》2000年春季号上撰文指出，在未来的发展中，军控、非扩散和裁军应是国际安全政策的核心。文章指出：在最近几年中，军控的实践已表现出多边化态势。在信息时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增强，并更加强调和关注非扩散问题，非核国家在核武器控制上的作用加大，所负的责任在拓宽，已超过了核国家。然而，除非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自己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未来军控和非扩散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文章中，格雷厄姆重点分析了当前Et益明显的多边化态势。从联合国成立直到冷战结束，美苏间的对话和双边军控努力为国际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贡献，冷战的结束显著改变了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概念性框架，两极格局被一种新的、更难以理解的世界所代替：充斥着不断转变的战略利益、各种不同的更加扩散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美俄两国的战略性武器削减仍然是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中心，但新的角色却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2l世纪核武器控制的新模式表现为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间的一项合作。在未来社会，核扩散依然是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较少受限制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牵制政府力量的作用，他们的作用随着多边化的趋势不断扩大。在一个隐秘减少、信息渠道增多的时代，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核非扩散和裁军问题上起到了空前的作用。非政府组织能有助于扫除政府间的障碍。(何乃刚)安全政策在传统上关注于具有明显特征和强烈感情的蓄意侵略所带来的威胁，这是从历史的悠悠长河中得出的体验，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二战并在70————————————————————————————————————————————————————一一二战中得到了加强和充分体现。冷战的政治意识唤醒了人们对空前的核威慑力量的认识和责任。冷战中的主要角色——美国和俄罗斯——现在试图发展良好的关系，但双方均依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足以在几分钟内将对方消灭。这种大规模毁灭性能力给两国社会和全世界带来了最致命的威胁。即使将核武器裁减至现有协议的水平，其杀伤力也是史无前例的。马里兰州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Steibruner)在其文章《通过恢复信心变革军控》中也同样表达了对世界安全和军控的关注。他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核威慑包含了足以在不经意中即可产生毁灭的内在危险。由众多协议和条约形成的法律限制的基本原则虽然被广泛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诸多条约在实施中的失败可能会产生保护性的政治反应。实际上，现存的军控制度很需要大的改革举措，以适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际格局。自然，大的改革举措必须从总结现存的军控安排的特点及其原因开始。现存的军控制度缺乏一种如同一幢建筑物那样的主题设计。当然，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基于恢复信心来重新设计军控的发展，一系列的不断提高步伐的调整措施倒是有效可行的。当然，所有一切措施的主要目的不应是阻止和威慑，而是重新树立信心，树立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信心。其中，更开放更信任地交流信息，包括日常操作实践，将有利于对法律制度的遵守，也有利于扩大军控计划。(何乃刚)研究如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动性。豪格教授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活力在于批判。当谈到全球化问题时，豪格教授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全球化的提出，其出发点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变更，而不是政治形态的变更。政治形态的变更只是生产方式变更的表现而已’。如果说要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我们就应该明白，斗争的成败取决于新生产方式的构成形态。当今的生产力以卫星通讯网和计算机联网为象征，其中包含着全球化的因素。所以，在我看来，反对实现全球政治的必要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绝对有必要抗拒推行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方式。左翼至今坚持福特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民族的立场。作为福特主义的主体，民族国家在工业和劳动力之间充当调解人。如果左翼继续走这条老路，只会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应该从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找到全球化进程的根源，从而投身到创造新生产方式的斗争中去。在政治上与传统决裂，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改变传统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因为在变革中，人们难免遭致自身力量的损失。必须培养一种兼顾连续性和创新性的变革意识，及时接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张慧君)《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99年秋季号上撰文：《重新定义后冷战时代》，对全球化时代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文章称：近lo年来，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已明确法共机关报《隙望》月刊总第50期(1999年10取代了冷战，这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经济月)所发表的题为《作为全球化计划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也不只是一种时尚，它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差的文章，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沃尔夫冈·弗里茨·不多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与外交关豪格就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一书，系。接受该报记者奥利维耶·格布雷采访的记录。苏联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冷战拥有自己的权力结构解体后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以及如何理——美苏及其同盟问的均势，以及自己的规则——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问题，是各国理论界十分关注在外交事务中，哪个超级大国都不能侵犯其他一方的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的编纂是的核心影响领域；而在经济领域，欠发达国家关注更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旨在分析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自己的国内工业，走出口导向型发展之路，共产主71义国家自给自足，西方经济则钟情于贸易调节。冷战拥有自己的主导观念，那就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伴随着缓和、不结盟与改革。冷战还拥有自己的特色技术：核武器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着支配性作用，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锤子与镰刀仍然是有关的工具。最后，冷战甚至拥有自己的特有优虑。那就是核毁灭。今天的全球化体系拥有一些非常不同的性质、规则、动力与特点。但是它是平等地产生影响的。冷战体系具有一支配性的特点，那就是分裂。而全球化体系也拥有一支配性特征，那就是一体化。如今，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已从由围墙砌成的体系发展成为由网络编织成的体系。一体化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的特性技术所驱动：计算机化、微型化、数字化、卫星通讯、光纤及因特网技术，由此导致r冷战与全球化体系间许多其他方面的差异。与冷战体系不同的是，全球化拥有自己的支配性文化，导致一体化倾向于均质化。在以前的时代，文化同质化发生在地区层面，而从文化上讲，全球化大体上是美国化(或好或坏)的扩展……不论冷战的特性幅度如何衡量，特别是导弹的有效负荷，衡量全球化体系的特性标准是速度——商业、旅行、通讯与创新速度。冷战的特性是“条约”，而全球化的特性则是“交易”。如果说冷战的特有忧虑是人们所熟知的确定的、稳定的世界争斗中产生的毁灭性威胁；全球化的特有忧虑则是对看不清、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敌对力量快速变化的担心。如果冷战体系的代表性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和凯恩斯——他们都想驯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代表性经济学家则是熊彼特和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他们主张宽释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全球化拥有自己独特的比冷战结构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冷战体系是民族国家排他性的结构，其核心是两个超级大国家间的均势。相反，全球化体系则是围绕以下3种平衡而建立起来的，它们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第一，民族国家间的传统平衡。在全球化体系中，这一平衡仍然重要。第二，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间的关键平衡。这些全球市场由成百万的投资者通过点击鼠标而自由地移动资金。我把这些投资者称作为“电子群”，他们集72中在世界金融中心。正像美国投掷炸弹可以毁灭一个国家一样，超级市场可以通过贬值一国的债券而摧毁他。第三，个体与民族国家间的平衡。因为全球化已摧毁了限制人们活动的许多壁垒，同时将世界编织成一张大网，它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赋予了个人更多的直接权力。因此，我们现在不只是拥有一个超级大国，不只是拥有超级市场，还拥有超级授权的个体，他们现在都能作用于世界舞台，即便没有传统的政府调停甚至合作。因此，我们不再处于某种混乱、无条理的“后冷战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以全球化为特性的国际体系中。其组成部分与特性是变动的，我们仍需时日去理解这一体系如何运作。(江洋)在美国《太平洋评论》杂志1999年第12期上，绍恩·奈瑞恩(ShaunNarine)发表了《21世纪的东盟面临的问题及其前景》一文。对于东盟在后冷战时代增强其机构功能的努力给予审慎的概括和评价。他认为，东盟缺乏必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难以在亚太地区充当支配角色。东盟联合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决定，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其适应2l世纪的能力，将会危及其国际地位。奈瑞恩认为，即使没有经济危机，东盟的发展也会受到内在局限性的严重束缚，使其实现组织化的目标更加困难。今后，东盟各国将会发现他们在诸如环境和资源缺乏等问题上更加不堪一击。然而，对东盟来说，在这些领域，有效的办法就是各成员国对他们的矛盾冲突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东盟各成员国过去没能承认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他们相信互不干涉内政是东盟亲和的关键。东盟有潜力在正在崛起的亚太地区充当重要的调解人，但它必须首先认识到它自身的局限性，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东盟是否能够作出这样的调整。东盟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东南亚区域共同体，尽管可能已经种下了成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种子，但除了在避免相互问的军事冲突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之皂外．各成员国的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这一因素削弱 r东盟的力量。因此，在2l世纪，东盟将会逐渐丧失其作用。(何群)自然神学、千禧说、圣经的荒原主题则促使人们更加怜爱自然。薪教传统不仅创造了一种支持个人主义、民主和纪律的文化，而且还传播了管理和尊重上帝的造物并对其负有道德责任的思想。这在许多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体现，这种环境保护主义在美国和其他新教国家都有发展。总之，新教对于形成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程松)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面临来自本土化运动和其他后自由主义运动的挑战，这是戴伯拉·J·亚夏(DeborahJ．Yashar)在《拉丁美洲的民主、本土化运动和后自由主义挑战》一文中指出的，该文刊登于美国《世界政治》杂志1999年lo月号上。文章指出，拉美国家近年来新确立的政治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力量对南联盟的狂轰并未有效确保该地区的民主政治，其作用是飘忽不滥炸和武装入侵科索沃一年后的今天，法国《思想》定的。文章分析了为什么巩固民主政治的理论预期杂志第320期发表文章，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据统未能成为现实的原因，以及它为什么未能将当前十计，仅仅空中打击的军费开支就高达420亿法郎。这分活跃的民族运动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却限睁睁场战争给南联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造成的物看着民族运动成为对“第三波”民主运动的挑战。文质破坏难以统计。据估测，由于战争，南斯拉夫人均章特别强调，拉丁美洲的本土化运动，作为对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由1998年的1650美元，下降到1999不稳定的制度转型的回应，已经对在拉美国家确立年的1000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也由原来起来的民主政治构成了后自由主义的挑战，这些运的20％，上升到50％。欧盟主席罗曼诺·普罗迪承动激起了在政治上和宪法上对社区权力、领土自治、认，重建工作至少需要5年时间，每年的费用将高达公民身份的多民族性等问题的修正，它们揭示了拉300～400亿法郎，总数可达1500。2000亿法郎。美国家制度上存在的脆弱性、民主概念本身存在的(张慧君)自相矛盾以及该地区调合民族矛盾的中介机制所具有的脆弱性。(严泉)法国《经济问题》周刊总第2656～2657期(2000年3月15～22日)，是一期关于世界人口问题的专辑。这期刊物共刊载21篇文章，分属5个栏目：(1)巨西方许多人将当今的环境危机归咎于基督教世大的人口危机；(2)当前有关经济和人／ZI问题的理论界观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说。马克·斯多尔(Mark探讨；(3)北方国家的挑战；(4)南方国家的挑战；(5)小Stoll)在其著作《美国新教精神、资本主义与自然》(新结。这些文章分别从社会保障、医疗费用、劳动力市墨西哥大学，1997年版)一书中对此提出挑战。他简场、家庭关系、南北对话、环境保护等等方面阐述了要探讨了新教思想的自然观，对马克斯·韦伯就资不同的观点。本主义精神的解释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新教留文章指出，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打破了下了双重遗产：资本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尽管基督60亿大关，世界各国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个教圣经赋予人类统治地球的权力，但新柏拉图主义、重要的日子。在整个20世纪，全球人口增加r3倍。而在最近的12年内，净增人口高达10亿。这些数字足以表明人口增长速度之快。据专家估算，在今后50年内，地球村的居民可达90．110亿之众。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令人难以预料。尤其是伴随着人口膨胀，老龄化现象将变得更加严重。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沟(包括经济和精神两方面)，电将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张慧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0年3月4日撰文指出，传统的、“旧经济”公司老板们近来一直抱怨，自己的股价最近遭到不公正的猛烈打击，一路下滑，而“新经济”爆发户的股价却疯狂上扬，持续飚涨；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地区的经济管理层也有同样不愉快的感受，最近欧元曾经下跌到0．94元以下。商家们认为，欧元与美元相比明显疲软、陈旧，而美元则充满活力、青春。目前欧元的价值与1999年开始运行相比，同美元的、7[率下跌18％，贸易价值下跌13％。欧元贬值倒不一定是件坏事，反而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但是下滑的币值带动不了进口价格，因此引起消费者价格膨胀。在欧洲地区，通货膨胀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已经上升到2％，与去年相比，上升0．8％；2月可能突破2％这个关口，这是欧洲中央银行预定的中期目标。尽管如此，欧洲中央银行在3月2日的会议上决定利率保持不变，仍然是3．25％。其中一个原因，通货膨胀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引起的，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实际只有l％。货币市场对欧洲经济的迅速复苏为何无动于衷?实际上比较而言，美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更为迅速，去年第4季度的年增长率为6．9％。《经济学家》预测，美国今年的增长率为4％，比欧洲高出3．2％。一些经济学家指责，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官员所给信息相互矛盾以及金融政策缺乏明确的大方向，造成了欧元今天的灾难。显而易见，欧洲中央银行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如果说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政策不够美联储的政策清楚，这就有欠公平。最近儿74年，美联储制定的利率根据非常模糊不清——金融市场不清楚，而且美联储本身也不清楚。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新的中央银行缺乏一个像格林斯潘这样一个上帝般的人物，无论对与错，市场都会把全部的信任押在他一个人身上。爆管如此，目前欧洲中央银行仍保持坚决的态度，而许多经济学家还指望银行在未来的几个月提高利率，J·P·摩根估计今年年底利率会达到4．5％。许多人士认为，美联储已经作出提高利率的决定，如果欧洲中央银行不紧随其后．欧元可能会走得更为低迷。从中期看，欧元会有反弹机会，首先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欧元的价值被低估20％左右；另外，美国有庞大的、日益增大的往来帐户赤字，对未来美国的金融形势变化，外国投资者尚未作好准备。然而，经济学家L·哈撒韦认为．只有当人们失去对美国新经济的信任，不再相信在美国的投资回报超过在欧洲的投资回报，到那时，欧元才有翻身的机会，美联能现在更坚定要放慢美国经济发展的步予，只有做到这一点，欧元才会恢复其原有的锐气。(刘晓玲)男性青年的自杀率比女性青年要高得多，离婚判决要男性承担前妻的一些义务，家庭中对男性的暴力往往遭到忽视，许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女性更多地享有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因而反对女权运动。瓦莱丽·布赖森(ValerieBryson)则不这么认为，他指出：女性享有更大的权利是对男性的威胁。他在美国《政治学》杂志2000年第1期上发表的《男性与性别平等》一文中指出，如果男性不再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而女性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与男性更大的平等，男女双方均可获得巨大的好处。因为女性在多方面享有更多的平等权，就可以缓解因过度工作、僵化的工作时间等问题导致男性身体健康状况下降、酗酒、心理疾病和家庭破裂，因上述问题．男性缺乏对孩子的关爱，从而引起青少年犯罪上升。从更深层次上说，骚动、暴力等反社会的行为应被理解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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