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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教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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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世俗化的大背景下，超级大国美国的宗教景观可谓独树一帜，不愧是宗教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大宗教几乎都能在此找到信徒。宗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该国拥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比例很高。过去四百多年来，无论是拓殖北美、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还是反恐战争，但凡美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几乎都能看到宗教的身影。

然而学界对于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世俗理论主导外交思想，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美国外交都把宗教问题边缘化，传统外交政策智库鲜有专门涉及宗教影响方面的研究，即便有也多是从社会、文化等内政角度考察宗教问题，很少直接研究宗教对外交理念以及外援、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等外交实践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美国始有学者质疑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世俗理论，“9·11”事件后大批美国学者才开始承认并探索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目前走在研究前沿的是美国乔治敦大学，该校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伯克利中心(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Peace and World Affairs)从2008年开始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因素展开专题研究，主要完成了五大项目:外交政策执行者访谈系列;改变宗教信仰的政策挑战;宗教、民主与美国外交;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国际宗教自由法”十周年回顾。该中心负责人托马斯·法尔(Thomas Farr)肯定美国外交界对宗教的重视，例如，美国国务院完成了一项调研，统计驻外使领馆外交官涉及宗教事务工作量的数据，虽然该数据没有公开，但这本身就显示了美国政府对宗教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的认可;“9·11”事件后，负责美国外交官进修培训的“外交研究所”(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推出涉及宗教的培训课程［1］。中国学术界也日益重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因素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策立场，更好地把握美国的外交走向。

一、美国的宗教传统

美国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且宗教多元化程度高的国家，宗教是其立国之基石，宗教文化价值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上帝可谓美国文明的终极依托。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是美国国家认同的粘合剂，促成了美国国家定位的形成，在塑造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1956年美国国会立法，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定为美国国家箴言，并从此印在了美国货币上。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并不具备民族国家认同感，缺乏相同的族裔、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政体。“民族大熔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有的虔诚宗教情怀，宗教热忱是美国民众少有的共性之一，是美国身份的标志。正如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董小川所言，“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政治的基本依托。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和探索美国宗教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基础和钥匙。”［2］

在欧洲人移民北美的历程中，宗教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各路冒险家纷纷到美洲一试身手，但即便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之流的海盗，也是带着约翰·福克斯的《殉道者名录》(The Book of Martyrs)踏上远赴美国西海岸的航程，宗教信念是他们的精神食粮［3］。1620年，当“五月花号”帆船抵达北美时，船上的102名英国清教徒终于来到了可以实现宗教理想的净土。这些被当时政教合一的英国政府视为“异教徒”的乘客，不满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国教仍然保留了许多天主教的陈规陋习，即便遭到残酷镇压，他们仍不放弃信仰，而选择了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拓殖北美。清教徒认为《圣经》是唯一权威，反对国王和主教的专制，倡导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坚信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他们主张简朴、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虔诚信徒生活，他们的信仰构成了美国人的性格底色，是美国文化的灵魂，为日后形成的美国政治精英——“白种盎格鲁撒克森新教徒”(WASP)奠定了基调。

宗教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北美新大陆的发现，不仅是地理奇迹，还是宗教奇迹，清教徒认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并非亡命天涯的难民，而是和犹太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被上帝选中，去完成开疆拓土、弘扬教旨的丰功伟业。早期北美拓殖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血腥屠杀，本质上是源于两个集团对同一片土地的争夺，但许多拓殖者确实是心怀狂热的宗教使命感，以上帝之名殖民北美:一步步占领印地安人的土地，一个个把印地安人斩尽杀绝或使其皈依基督教。即便来到了新大陆，北美拓殖者依然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欧陆永无休止的宗教纷争，来自英伦的拓殖者与来自天主教国家的拓殖者大打出手，在北美战场上为信仰而战，上帝不愧是战争的最佳口实。美国大革命和独立战争，带有浓厚的解放神学的意味。美国西进运动完成了陆疆开拓，成为两洋大国，美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初步实现了帝国的建构，但这个帝国与历史上帝国的最大不同是蒙上了仁慈的面纱。今天，美国人在道义上的优越感，源自“上帝选民”和“信仰捍卫者”的双重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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